1055位车主今天联名向保监会递交了一份请求，质疑交强险过多地分摊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并请求保监会对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公司高管的千万元年薪进行调查，向投保人澄清中国平安高管薪酬从交强险中分摊的数据，去掉不合理分摊的费用。
1055位车主的代理人、北京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家辉告诉记者，交强险是为了使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及时救助而设立的公益性、强制性保险。但2007年的交强险年度经营报告显示，实际赔款为44亿元，经营成本却高达141亿元、职工工资及福利费用29亿元。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
平安保险的年报显示，2006年公司产险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10.48亿元人民币，比2005年增长148.3%。而此前的2004年、2005年，平安的产险连续两年承保利润均为负数。交强险的实施使保险公司借此脱贫、利润大涨。
近日有媒体报道，2006年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先生以年薪1338万元高居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之榜首。在交强险听证会上，有两位听证代表提及此事，对交强险分摊的人力成本数据提出质疑。2007年马明哲先生更获得了6600余万元的薪酬，中国平安还有7位高管年薪超过千万。车主们质疑，平安高管年薪如此之高，是否在交强险中进行了分摊?分摊是否合理?
刘家辉表示，对交强险进行监督是保监会的职责和义务，交强险如不能实现其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保障的公益性目的，而沦为保险公司高管发放高薪、分摊不合理成本的工具，则是保监会监管失职。交强险既为公益性、强制性保险，保险公司分摊人力成本，应该以全国城镇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为标准，而不得以保险公司自行拟定的标准，任意从交强险保费中进行分摊。
3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2007年年报，在2007年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50．86亿元，同比增长105．5％的同时，该公司的董事及高管的薪酬，也呈现“爆发性增长”。其中，董事长兼CEO马明哲税前薪酬为4616．1万元，另有2000万元奖金直接捐赠给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累计6616．1万元，折合每天薪酬为18．12万元；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税前报酬为4813万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子欣税前薪酬为4770．4万元。
平安高管的年薪的确需要质疑
如此让人咋舌的高薪，甫一公布即引来议论纷纷。其中既有高薪与贡献是否匹配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习惯性质疑，而当前股市暴跌的残酷现实，更为人们本已无法平静的心绪，增添了无穷的想象——所谓股价腰斩了，人家的薪水却暴涨了。至今，中国平安A股的股价已经从150多元跌至50元出头，跌幅近2／3。
尽管这样的对比并无多少逻辑可言，但从上市公司的本质角色而言，公众对其高管高薪酬的质疑自然有其合理之处。虽然平安业绩大幅增长，但对其“不安”也如影随形。中金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由于主业衰退、投资收益下降，尤其是扩张为先而不是效益为先的发展战略正让中国平安面临三大风险，从而降低其投资价值。
即便在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的财报也无法让一般公众所理解。其高管的薪金构成虽然能够找到大的框架，但大框架却注定了模糊不明—那1055位车主的质疑，就是对这种模糊的强烈反应。据报道，2007年的交强险年度经营报告显示，实际赔款为44亿元，经营成本却高达141亿元、职工工资及福利费用29亿元。显然，交强险更具实际的用途，仅从这几个数据判断，远远不能让投保人满意。
这还是全国所收交强险的数据，而具体到中国平安一家公司那里，也未必能让人信服。虽然经过去年年底的听证，交强险费率有所下调，最高保额有所增加，但其赔付率与使用状况，一直是本糊涂账。对其过高费率与过低赔付率的不满，并没有因为费率下调而停息。在强制投保的规定下，有关方面就算磨破了嘴皮，反复重申、耐心引导，却也无法完全说服投保人深刻而准确地理解认识交强险的重要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交强险最大的失败。
交强险存在的真正问题，也许并不完全在于它的费率偏高，而是公众没有公开渠道可以判断费率是否合理，公众的知情权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具体到平安高管的年薪是否分摊了部分交强险，也仍然可以延续这样的思路。虽然根据有关规定，政策性保险业务是“分账管理、独立核算”，即交强险业务即便盈利了，保险公司也不能进行利润分配。但此种规定却无法具体体现到公司的年度财务报表中，公众实际完全无法从中国平安这个上市公司，也即所谓公共公司的财报中，得到有关交强险收益支出的准确去向。
这也许就是那1055位车主的最大质疑。不妨说，他们的质疑也几乎代表了交强险投保人的共同质疑——在赔付率极低但经营成本却很高，同时高管年薪暴涨的强烈对照下，以公益为名的交强险，是否也为高管的高薪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