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私用监管应该是法律和体制的健全

汽车商报10月18日报道 10月11日，中纪委办公厅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公车治理的建议时，建议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

对此回复有人说，公车统一标识、GPS定位，这些措施早在几年前各地已有尝试，但公车私用的现象仍未得到遏制。更有不少网友表示，GPS不及“区伯”管用。一时间，“区伯”这位广州市的公车监督民间达人迅速蹿红。他网络曝光公车私用、8年来共查处2000多起的事迹迅速传开。

是什么催生了欧伯这样的个人监督行为？他的做法是否值得提倡？GPS与区伯究竟谁更有效？

区伯是谁

“一万个GPS，也比不上一个区伯”在了解了“区伯”的故事之后有人感慨。

区伯，本名区少坤，广州市的一位普通公民。已过花甲之年的他身材消瘦、留着一把花白的山羊胡。看上去和普通南粤老人并无太大不同，不过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在监督公车私用这件事上，他的强硬使人惊讶。

区伯曾是广州海珠区农贸市场管理员，2000年下岗后一家人住进了政府提供的保障房，每月领着480元的低保。10月13日，他向汽车商报记者讲述了自己如何走上监督公车私用的道路。

8年前的一天傍晚，生病住院的区伯在医院门前的人行道散步，身后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区伯回头一看是辆警车。倔强的区伯非但没有避让那辆警车，还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三天后，区伯接到了荔湾区公安局领导打来的电话：“经查，你举报属实，已对当事民警作出处理，谢谢你的监督！”

这次举报成功，让区伯对公车私用这一灰色领域关注起来。“公车私用耗费的是亿万纳税人的钱，每个公民都可以依法行使监督权”。从此，区伯开始了他监督公车私用之路。

为了监督公车，区伯生活中十分注意研究公车的类型，警车、执法车、政府部门用车，哪个号段是哪个公务部门的车，他都用心记下来。“其实有些是需要总结的，很多人能认出警车的拍照和一些挂‘O’的政府车辆，但是一些国企和事业单位的车辆也是需要监管的”。

说起监管公车的方法，区伯有说不完的话，“先看车，一般政府机关的车都有一些特殊标志；没有的话看人，一般在酒店车队成群的，除了少些是朋友庆祝或者婚礼外，大部分就是官员”。总结起来很简单：看是否有特殊标志、看车辆是否从政府大院开出，看车上人员的身份等等。

提到区伯，一位广州市的酒店迎宾对记者说：“每天他会时不时的转一圈，只要看到有政府的车停着，马上掏出来手机拍照，总会弄得客人下不来台。所以我们现在会提前的检查一遍车辆，防止区伯抓到典型闹事。区伯一来，我们就会有些紧张，有点应付上级检查的意思。”

正是利用这些在常人看来十分平凡的手段，区伯自2005年至今，监督到的2000多起公车私用案件中，没有一次出现偏差。甚至有些人说“区伯比GPS都精准”。

“GPS”模式

2013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治理“车轮上的腐败”的建议》，针对老百姓反映较多的公车腐败问题提出了“公车统一标识”“强化监督”“加大惩戒力度”“推进公车改革”等具体建议。

10月11日，中纪委对上述建议进行了答复：中央建议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据记者调查，几年前，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尝试安装GPS监督公车使用情况。资料显示，广东、甘肃、湖南、四川等省份已建立了公务用车GPS定位制度。广州从2011年起开始试点公车加装GPS。广州市纪委曾测算，按每年每车减少5000公里、节省5000元计算，全市已安装GPS的8491辆车每年节省费用约合计人民币4200万元。

此外，从2005年起，宁夏、湖北、江苏、山东、云南、新疆等十多个省份已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不少省份对公务车标识的外观、张贴位置等进行了统一规定，并要求所有公务用车定点保险、定点维修、定点加油。

然而，但了解GPS公车监督模式的专家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却并不看好这一模式：“广州近万辆公务用车装GPS设备的费用，加上设备维修等费用，这些费用累积在一起是一笔庞大的数字，‘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不仅是费用开支高，GPS监督的实效也受到质疑。数据显示，我国公车费用自2009年改革至今只降低了不到10%，GPS监管公车使用的效果并不明显。

制度性“区伯”

“区伯”似乎真的比GPS管用，然而，在专家这种行为却并不值得效仿。

“郑州的吕建民，广州的“区伯”，一位身份是记者，一位是普通老人。两位普通公民在公车私用监督上表现出的勇敢令人钦佩，”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向汽车商报记者表示，“但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行为，这样的自发行为对于公车改革的推动毕竟效果有限。”

记者通过整理资料发现，近些年来，我国的公车改革主要有两种模式。2004年以前主要采取的模式是：取消公车，改为货币补贴。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一劳永逸，但也带来相关问题”，叶青向记者分析称，“例如大庆车改，很多人质疑公车补贴变成个人待遇了。另外，多地方的“车补”标准很高，导致老百姓的意见很大，最终大都以失败告终”。

针对公车补贴带来的弊端，近几年中国开始推行第二种新模式，即公车统一标识，加装GPS模式。这种模式回避了“车补”带来的问题，但是也广受大众的非议。

“广州公务车安装北斗系统后有查出一宗公车私用吗？至少公众没见识过”，广州市政协委员唐跃峰曾公开质疑，“市政府对外表示公车私用‘明显减少’。这是否意味着公车私用并没有完全杜绝？既然没有减少至0，那为何不向公众通报公车私用的处罚情况？”

“公车私用的监管说到底应该是法律和体制的健全，让每位公务人员在使用国家财产时都处于阳光状态。公务人员更要从心里认识到，私自挪用国家财产绝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利益、人民信任的大事。”在采访结束时，叶青对记者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性“区伯”的建立和完善，远比靠某个人的监督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