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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汽车4月21日报道 2015中国汽车论坛于2015年4月20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论坛主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汽车产业”。中国汽车论坛是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主办、世界汽车组织（OICA）支持的国内顶级高端汽车论坛。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期，中国汽车产业也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本次论坛旨在讨论新常态下的中国汽车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这既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挑战。这种新常态一方面表现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表现在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这个新常态是什么新常态呢？“是速度不那么高，但是效率有明显的提高，它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
以下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言实录（部分）：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探讨对经济新常态的一些看法，中国领导提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看法也并不是完全的一致，所以我这里讲一讲我个人的想法。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一种机遇，更重要的是挑战，这个机遇抓不抓得住，就看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挑战，就想从这里开始讲。进入新常态，为什么是一个挑战呢？因为这是中国讲的新常态本性决定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首先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新常态。我们讲这个新常态或者说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显然不是2009年有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提出来，说世界经济今后将进入一个新常态。他说这个新常态是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今后将是一个长期的箫条的一个常态。但是他这个寓言并没有完全实现，美国在很短暂的时期就复苏了，当然有一些地区和国家复苏的比较慢。
我们所希望建立这个新常态显然不是他说的这个东西，我们中国的党政领导人有很多讲话都讲到了中国进入新常态，是什么样的一个新常态，有说有九个特征的，有说有四个特征的，但是在我看来大概归结起来就是两点，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讲到的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做“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第二句话叫做“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词都是用的一个进行时，都叫转向，都是进行时，需要注意的，在我看来，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问题，这两个转向的进度是不一的。第一个转向，已经是事实了，你说的远一点，大概在2010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就从10%以上的增长率，一个一个台阶的下，到了去年的7.4%，到今年第一季度的7%，这是一个事实，现在已经在中高速发展了，今后有可能还会往下，变成一个中速增长，稳定在这个状态下。
第二个转向，说了很多，这个定语有很多，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这个词是苏联人在60年代后期提出来的，在赫鲁晓夫的时候，曾经计划，三个五年计划赶上美国，搞了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发现有问题，增速在降低，技术差距、生活水平差距在拉大。于是，苏联的苏共就让经济学家去研究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最后经济学家给出的回答就是增长方式有问题。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我们所希望出现的这个新常态是什么新常态呢？是速度不那么高，但是效率有明显的提高，它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而做到第二点，我们特别是要大家都装在心里的，就要靠努力。我们在第一次提出这个以后，九五计划是在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推进的那一轮改革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应该说九五计划在在增长方式转型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十五计划就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十五”计划当时提出的口号，各个地方都提出来要重型化，大量的投入了密集型的产业，所以增长方式在“十五”计划不进反退。所以2005年、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有一场大的争论，到底用“九五”计划这种办法去做呢？还是继续“十五”的计划来做，大量的资金密集型的投资和城市建设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一场大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后来写了一本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节奏》，这个讨论是非常深入的，研究过，为什么“十五”计划这个增长模式的改变没有进步，倒反退步呢，它有体制性障碍。
那么怎么来解决呢？从生产方面来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到城里，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第二条制造业要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也就是微笑曲线向两端延伸，提高它的附加值；第三条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第四条，信息技术改造我们的国民经济。
所以现在回顾我们的历史，怎么才能够实现新常态的，我们所希望的第二条呢，就是切实的执行十八次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一个有利于推动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来实现它。但是现在，如果从短期考虑呢，远水救不了近火，它还有另外一种对付当前减速，就是用一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了，强刺激，还是用老办法，靠投资来实现。
我认为这个办法，应该说旧的常态，它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再用这个办法了，因为这个办法，特别是2009年以来，用了这个办法，没有阻止住中国的经济减速，而它引起的问题，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引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民众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太缓慢，贫富的分化加剧一直到宏观经济，宏观经济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全国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
我们跟西方国家不太一样，西方国家主要是个人的负债率高，而我们这里居民的负债率并不太高，居民资产负债表负债率并不太高，各级政府的负债率很高，特别高的是企业的负债率，总的负债率水平太高，继续用这种办法，它会更加加大杠杆率。
如何解决呢？在采取措施，控制化解风险，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情况这个条件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的情况下，通过技术创新，通过结构的改善，总之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我们增长的质量，增长的数量在减速，但是增长的质量在提高，也就是说提高效率，用这样一种办法来处理我们当前碰到的问题。
具体说来，首先就是一个控制化解风险。首先把它固定下来，今年是中央财政给一万多亿的额度，允许各个地方发债来应付马上到期的，是要偿还的债务。这个正在进行，我们还要观察到底怎么样，能不能防止出现大规模的资金链断裂、跑路这种情况，出现这些危机。出现个别的问题不是太大，就怕它变成一个很大面积的，就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风险。还有偿还债务，现在社会保险基金，因为老职工的社会保险基金没有偿还，所以缺口还是很大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一个决定，拨付国有资产给社会保障基金，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和各省的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去管理和投资，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动作，只有个别省，上海在前年做了一个很小的工作。
停止对一些僵尸企业的输血。还有在金融界的刚性对付，一定要停止，还有就是有些为了救急搞了一些投资，根本不可能有回报的，老往里头投，没有回流这个就会越来越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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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