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400多天后，滴滴顺风车带着安全整改方案卷土重来。近日，滴滴顺风车在包括北京、武汉、佛山、南昌、长沙等在内的第三批城市正式上线，这被外界视为是其因安全事故宣布无限期下线整改后的再次出发。有评论认为，打开监管最严苛的北京市场，意味着整改后的滴滴顺风车完全回归或进入倒计时。
不过此番“回归”并不算太顺利，互联网的记忆将滴滴顺风车以及顺风车平台本身的一系列问题也再次推向了舆论风口浪尖。大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若顺风车再次发生安全问题怎么办？顺风车安全事故的背后究竟该谁来担责?以及顺风车平台方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而就在滴滴顺风车上线之际，一场由城市智行研究院主办的首届中国顺风车法律论坛也几乎同期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司法届、学术界、以及法学专家对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会上，上海金仕维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兼全国顺风车用户委员会主任方莉认为，在顺风车前面都有一个符号即“某某顺风车”，这是乘客基于对平台的信任，而不是基于对司机的信任，因此顺风车平台作为群众性活动组织者有对其施以安全保障责任。
她的理由有三点。首先，虽然顺风车平台是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但在我国现行的侵权法中规定，安全保障义务制度可扩张适用于虚拟空间。其次，顺风车平台开启了车主和乘客之间合乘活动，而合乘活动本身必然伴随着风险，因此顺风车平台应当尽力预防风险变现。再者，网络空间具有的公共性意味着作为信息看门人地位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需为空间中所有用户承担最低限度的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即维护网络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
“顺风车平台安全保障责任的来源，即平台是危险源的开启者、合乘业务的深度参与者、信任感制造者以及合乘业务营利者，而且平台具备承担安全保障责任的能力。”方莉表示，对于平台而言，应该首先严把入门关，确保真顺风车主准入门槛的合规性、用户信息的共享性和安全性、投诉及时回应性、顺风车服务的专业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救命渠道的畅通性，出了事之后必须要有一套应急救济的策略。
事实上，在法律规定层面看来，该说法也是也是有法可依，由于顺风车平台行为的本质都是在撮合线下成千上万的车主和乘客实现合乘，因此它是符合《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的身份。而依照《侵权责任法》相关内容显示，平台作为合乘出行的组织者，本也应当承担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但仅在其平台过错范围内对车主或者乘客人身或财产利益损失承担责任。
但这并非意味着只要顺风车出现事故就是平台责任，在一些特定情况下顺风车平台也可免责。
具体来看，在今年8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允许平台在合规经营前提下探索不同经营模式，明确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的责任，加快出台平台尽职免责的具体办法，依法合理确定平台承担的责任。该《意见》透露了三点信息，1、合规经营是前提。2、平台责任应该依法合理确定，3、平台如尽职则应该免责。
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的关键点和难点在哪？方莉认为，关键就在依法合规。作为司法届的代表，来自甘肃省司法厅的厅长牛兴全则表示，这就需要顺风车应该坚持“以满足车主自身出行需求为前提，车主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本质特征，反对任何形式的以顺风车名义从事非法营运的活动。
事实上，在郑州、温州两起案件中也不难发现，两起案件的司机都不是顺路拼车，分摊出行成本，而是以顺风车名义牟利为主业，并利用平台安全漏洞有预谋地实施犯罪行为。
牛兴全认为，这些问题需要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平台企业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加以解决。同时，他也对顺风车事业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一是，坚持合乘本质，恪守事业初心。二是，坚持安全底线，提升治理水平。三是，坚持标准引领，促进规范发展。第四则是，坚持用户第一，实现共治共享。
城市智行信息技术研究院调查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国各地有17家信息平台公司在400多个城市开展顺风车业务，累计注册车辆1500万台，在不增加车辆出行频次的前提下可以提供共享座位6000万个；注册乘客1.9亿人次，全年合乘出行36.4亿人次。
一方面，这意味着顺风车在促进交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解城市拥堵、减少尾气排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在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事业部主任段君看来，顺风车作为共享经济的新型业态，还充分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另一方面，顺风车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事故频发也暴露了其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例如，科学有效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等，段君认为，“这需要社会各界去共同去着手谋划我们顺风车事业的健康发展”相关信息显示，目前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是顺风车平台依法合规经营的监管主体。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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