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日产汽车公司董事长卡洛斯·戈恩（65岁），2020年1月8日晚在黎巴嫩开了记者会，第二天（9日）国内便有了非常详尽的报道。
戈恩用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回答问题，语言的多样性，并未隔断信息的高效传播。
10日，戈恩马不停蹄，接着接受了日本国家电视台NHK等媒体的采访。不论对戈恩个人有何种看法，也不论报道的立场是否坚定地站在日产、日本检察厅一方，日本媒体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对戈恩做的“有罪推定”报道，依旧在持续进行着，这多少让人产生出不少疑虑来。
有罪推定，按检察厅或者政府透露的信息，在法院判决之前，先给被抓进去的人定罪，这是日本媒体报道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今天的日本依旧大行其道。戈恩的抗辩，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几乎不能发挥任何影响。看看9日以后日本媒体对戈恩抗辩的报道，让这种报道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
有罪推断的日本媒体传统
看日本媒体对戈恩事变的报道，一个比较大的感触是，在法院正式判决前，媒体已经判戈恩有罪了。
当然，戈恩12月29日的潜逃让“有罪推断”变成了“确实有罪”。不过在看相关的视频及报道，看到戈恩表示义愤的种种手势、身体语言时，在那有些夸张的背影中，笔者似乎看到了厚生劳动省原局长村木厚子。
中国读者可能不是很熟悉村木事件，笔者在日期间，知道日本媒体对村木有罪推断报道的整个过程。
日本官员做事的传统是，部下草拟相关文件，上司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盖章，之后相关文件再往上报送，接着更高一层的上司签字盖章，然后一份文件的旅行暂告结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日本对残疾人寄送邮件是可以打很高折扣的。有不少和残疾人相关的组织，靠非常低廉的邮费，完成了相关文件、文书的递送，推动了让整个社会对伤残人员的政策的理解、义工活动的展开。
一些盈利组织想借用邮政对残疾人的优惠政策，将纯商业上的邮件业务，走优惠渠道。但这里有个先决条件，必须有厚生劳动省的相关认定，这些组织才能利用国家的这一优惠政策。
2009年，日本检察厅发现，号称残疾人团体的“凛之会”，在2006到2008年期间，为家电销售商、服装店及保健品销售企业发放直投邮件3180万封，因为使用了残疾人邮件渠道，“节省”了几十亿日元的邮费。
再一调查，发现凛之会有厚生劳动省发放的相关证明，完全可以走残疾人优惠渠道。发放证明的人、签发人的上司的情况很快就查明了，2009年6月，检察厅逮捕了已经升任厚生劳动省儿童家庭局长的原残疾保健福利企划课长村木厚子。
残保课的职员招认是自己所为，而且一开始就说是自己一人伪造了相关证明，但检察院认为这显然是职员在“舍己救人”，按日本行政习惯，不可能没有上司的同意，一人能完成如此“大业”。村木也坚决否认自己在相关证明上盖过章，至于如何在相关文件上出现了自己的章，这她说不清楚。
很快，检察官从没收的软盘上，找到了课内的相关文件，内容是村木对科员报告的回复，明确认为凛之会有享受残疾人待遇的资格。“铁证如山”，但村木依旧不承认自己写过相关的邮件。
媒体对如此巨额的滥用国家政策事件非常关心，对官员死不认账更是恨之入骨，电视里经常传出凛之会丑闻的最新进展，村木的形象一落千丈。
是细心的律师，查阅了文件的制作细节。发现检察厅提交的文件，竟然是村木入狱期间做成的，至于是谁特别制作了这样的文件，又是谁将这个“铁证”拿到了法庭上，已经无需再追究什么。1年零3个月后，村木走出了监狱，提供“铁证”的检察官脱下了制服。在日本不再担任检察官的人，能自动获得律师的资格，而陷害村木的检察官及其上司，均在后来未能成为律师，在日本成为笑柄。
一年多时间里，村木一直被媒体定格为“罪人”，不断有“独家”信息从监狱中、从政府相关人士的口中传出，唯一没有的是村木本人的声音。等冤案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没有一家媒体对自己“有罪推断”作出道歉，错全都出在检察厅方面，媒体只是在“报道”，在“传播”日本政府的声音，至于这个声音有多糟糕，多么没有诚信，这似乎无关紧要。
如果日本媒体没有“有罪推断”，也许，出现重大事故、惨案的可能性也要小很多。
“肮脏”的戈恩与新的有罪推定
戈恩从1999年由雷诺汽车派遣到日产汽车公司，到2019年12月29日从日本潜逃，在日本一共整整二十年。
到日产后的第三年（2002年），戈恩让连续亏损了7年的日产有了盈利。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书店里有了介绍戈恩改革的书籍，报纸杂志上出的戈恩专辑更是汗牛充栋。
在戈恩空降日本的2000年前后，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1894年11月27日-1989年4月27日）、本田汽车的本田宗一郎（1906年11月17日-1991年8月5日）、索尼的盛田昭夫（1921年1月26日-1999年10月3日）等，战后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先后离世，战后出生的企业家还在成长途中，尚未露出头角。日本企业界、企业的经营急需新的领袖。
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戈恩的横空出现，日产奇迹般的复苏，让戈恩顿时成为经营奇才、日本改革的旗手、国家走出泡沫经济后失落状态的引路人。是日本没有了相关人才，日本又必须熬过这个至暗时刻，让戈恩成为了日本经营中的一盏明灯。
但是，在中国所有年过六十的人，可能都还记着这样一句话：“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上了岁数的人，有种天生的对资本家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坚信不疑。
制度的建设、制度的完整性在现代企业中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不管是日产付给戈恩每年10亿日元的工资，还是答应的在他退休后发给他的50亿日元的补贴，如果普通日本人一生只能赚到2.5亿日元，相当于戈恩一年工资的四分之一的话，在制度准许范围内，只要具有合法性，就不能认为是肮脏的。
但如果媒体将这种工资定为不合法，再回过头来看戈恩时，会感觉戈恩是极度贪婪的人。戈恩带日产走出连续7年的亏损，这个渐渐地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拿了太多的钱，怀疑这些钱拿得不干净，换句话说，媒体认为戈恩肮脏，要找理由对他有罪推断。
媒体（更确切地说，是东京地方检察厅）对戈恩作出的有罪推断，主要有这些内容：
戈恩在2010年到2014年的5年间，对外宣称的收入为49.87亿日元，约每年10亿日元。另外有大约50亿日元会在戈恩退休时支付。这部分内容未公开。
在法国有两处住宅，在东京还有一处，此外在黎巴嫩、巴西也有自己的私有住宅。其中黎巴嫩的住宅是日产的子公司代为支付的购买费用。在个人居住点及住宅问题上，戈恩大致挪用了日产5亿日元。
从2002年开始，每年为自己的姐姐支付10万美元的咨询费。
戈恩个人炒股损失40亿日元，由日产公司代为填补。
等等。
戈恩在8日、10日回答媒体采访时，反复说所有收入、费用的支付、移动，均经过日产公司董事会的同意，有正式的合意文件，遵守了守法规则。不过这些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几乎看不到。而东京检察厅、日产公司对戈恩的反驳，成为了媒体报道的重点。
《朝日新闻》在9日报道的题目是：“戈恩被告，未说明逃亡方法”。好在还有一个副标题：“在黎巴嫩会见记者，批判日产和检察厅共谋”。媒体报道的中心在于探明戈恩如何从固若金汤的日本，逃到黎巴嫩去的。
同一天《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编辑委员的署名文章时，题目为“躲躲闪闪的戈恩”。重点也在其潜逃上，至于为何这样一名著名企业家只能以潜逃的方式离开日本，其在日产经过董事会决定后而获取的费用，是否合规合法，不做任何评论。
日产是一家股票在东京证券市场及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别说退休后发给戈恩的50亿日元，便是动用数百万日元，企业内的审查、企业外的审计公司的再度审理、税务所的追踪等等，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董事会决定的事项是否合规合法，在出现不合规不合法的情况后，企业的处置方式，不是局外的媒体能作出推断的事。如果违法，也该是法院最后裁决，而不是某个检察厅的官员私下里对媒体说句话就能断罪的事。媒体越俎代庖，代替法院先对某个企业家的行动作出推断，这断然不该。但日本媒体有这个传统：先给某个人定罪，把他打翻在地，让亿万日本民众的脚踩在他的身上，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戈恩真的个人就能把日产的数十亿日元的资金转到自己名头上，日产能够允许这样的小人做总裁，问题则是出在日产及日本企业制度上了。这样的日产首先该从东京及纽约退市。
笔者对日本媒体在2018年以前将戈恩描绘成高洁、清廉的伟大企业家嗤之以鼻，对2018年以后对戈恩的有罪推断更持质疑态度。戈恩事变也只有在日产这样的企业中能够出现，最该声讨的是日本企业制度中，这种允许个人独裁，个人独裁给企业名誉带来巨大损失，同时最终会导致企业效益再度陷入绝地的制度因素。
逼保释的人用潜逃的方式离开日本，是日本司法的悲剧。现在我们看到特搜部对从国外经营赌博的企业那里，收取了100万日元好处费的国会议员实施了逮捕，但对给首相的好朋友在土地买卖上一次让价就能是数亿日元的官员既往不咎，日本司法公平吗？
在媒体能有罪推定的国度，这些几乎就是家长里短的小事，今后也依旧能循环反复，不断走入媒体视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作者为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 执行院长，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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